當鐘聲響起

大約二千年前，年輕的耶穌，在受盡凌辱後被處以死刑，那天正是逾越節前夕，他背著沉甸甸的十字架和兩位強盜一起穿過「悲哀之路」，出了耶路撒冷城，來到了「骷髏頭」刑場。他被釘在十字架上，鮮紅的血，在燦爛陽光的照耀下，從手掌和腳緩緩滴下……。

槍與聖經

羅厝天主堂的鐘聲響起，鐘聲隨著天使的誦讚向上飛升，清麗的天空，遂風起雲湧。

耶穌誕生的第一千六百年，歐洲的海上強權，右手持槍，左手拿聖經，順著詭譎的波浪，爭先到遠東從事貿易，台灣正好位於他們和中國、日本兩大國通商的交易線上，於是，很快地成為列強們商戰的競場和窺伺的目標。

西元一六二四年，荷蘭人從台灣的鹿耳門登陸，展開了三十八年的殖民統治。恩威並施，是統治者慣用的伎倆，荷蘭人在對原住民殘酷武力鎮壓後，隨即祭出西方的宗教文明進行懷柔。西元一六二七年新教牧師甘地武斯從巴達維亞城奉派來台，他以台南新港社為中心，向西拉雅平埔族傳教。這是基督教進入台灣的開始。西班牙步荷蘭後塵，於西元一六二六年強據台灣北部，他們在十七年殖民統治期間，同樣地，也帶來了天主教(舊教)的福音。這是台灣原住民首次接觸到西方文明，他們也因此學會了使用羅馬字，進入了歷史時代。但是，對原住民而言，開啟文明的代價毋寧是慘痛的。那些異邦的傳教士，個人的宗教信念與情操，或許是不容質疑的，但所謂的「教化事業」卻是建立在殖民統治者的政治利益上，以至於福音中常常夾雜著槍聲。聖經竟是在鮮血中漂浮，這是耶穌始料未及的吧。

荷蘭、西班牙的殖民統治結束，教化工作也跟著化為烏有。隨之而來的，是統治者兩百年的禁教。

十九世紀中，鴉片戰爭打開了清帝國閉鎖多年的大門。西元一八五八年，天主教挾著船堅炮利的餘威，再度捲土重來，呂宋島的多明尼克會神父桑英士奉派前來高雄傳教，兩年後，建立了台灣第一座天主教堂，西元一八六九年也在屏東建起另一座教堂，而屬於新教的英國長老教會也在一八七零年，派牧師甘為霖緊跟其後抵台。隔兩年，加拿大牧師馬偕也來台傳道。

鴉片戰後，滿清與列強的戰事頻傳，常有波及台灣，所以，每每皆引起台灣本地人的排外情緒，首當其衝的，就是這些西洋傳教士，他們經常成了政治爭奪的代罪羔羊。但大部分傳教士除了傳教事業外，常本著人道主義的胸懷、醫療、啟蒙等工作竭盡心力，這些貢獻是不容抹煞的。

愛的所在

    羅厝天主堂的鐘聲響起，鐘聲在仿哥德式建築身軀盤旋縈繞，它順著尖型弧線，停留在艷麗的彩色玻璃上，不忍離去。

    西元一八七五年的春天，埔心鄉羅厝村民涂心，他因經商之故，常往返於台灣中、南部，有一回因緣際會，在高雄他聽了神父講述基督教義而深受感動。回鄉後，他和親友們商量是否聘請神父到羅厝傳教之事，獲得大家的認同，於是他向高雄教會表明心意，沒想到，很快地教會當局就派來道明會士吳萬福神父及林水蓮傳道師來羅厝服務，他們先在後壁厝租用一間房當傳道所及住宅，後來，傳教工作進行順利，教務也日漸擴展，教會又派來何安慈神父一起協助教務。一八八零年吳萬福神父奉調他處，何神父接任本堂之職，兩年後，何神父著手興建了一座寬二十四尺、深七十二尺的聖堂，與日俱增的教友遂有了新會所，這是台灣中部天主教最早新建的堂區。

    清領時期，由於交通不便，各地傳教困難，再加上社會治安不佳，盜匪四處為亂，破壞教堂，襲擊傳教士及信徒事件時有所聞，但羅厝教會似乎得天獨厚少遭災難，教務推展堪稱順利。日據時期，嚴厲的殖民統治使得盜賊斂跡，傳教士也可以自由佈道，教會的工作日益受到重視。一九零六年，羅厝教堂在一次地震中倒塌了，但傳教工作並未停止，在艱苦中，一九一二年馬守仁神父又以上好的福杉及檜木，建造了第二座聖堂，木造的材質別具風味。一九四一年二次大戰爆發後，傳教工作一度受到干擾，一九四五年戰後，由於新統治者也是以基督徒自居，所以隨即又雨過天青了。

    一九七五年的羅厝天主教堂已有些老態龍鍾了，在當時駐任神父郭佳信鼓勵下，拆掉舊堂重新改建磚造新堂，以紀念開教一百年，而後一九九零年末期因無駐堂神父，缺乏管理，教堂變得殘破不堪，一九九一年新任的黃清富神父，為建設羅厝天主堂為台灣中部的朝聖地，乃積極重修外觀，於一九九七年落成。

    黃神父之前，歷任的駐堂神父前後共有二十位，以一九五零年作分野，其中包括十四位道明會士及六位瑪利諾會士。從一八七五年至一九九六年，據統計共有五千四百二十三位教友在羅厝教堂受洗，服務轄區包括埔心鄉、溪湖、埔鹽、福興等鄉鎮，目前教友約共一百二十戶，四百餘位。

    羅厝天主堂在神父及教友的努力下，開創了許多輝煌的紀錄。一九零五年馬守仁神父任內引進了全台灣第一部羅馬字印刷機，也創立了全台灣第一所傳道師養成所；一九三零年陳若瑟神父成立了全台灣第一支西梭米樂團；一九五零年胡德克神父創立了中部最早的傳道學校及孤兒院。除此之外，羅厝天主堂更培養出第一位台灣籍神父──涂敏正，一九三六年他在廈門教區正式獲得晉陞。

    這些駐堂的傳教士大部分是外籍神父，但他們都能以無私的心關愛這塊土地，如此多的「第一」，正是愛的實踐，百年前，歷史的血腥都消融在花草的芬芳之中了。愛，一直在羅厝滋長。

首位台灣籍神父

    羅厝天主堂的鐘聲響起，鐘聲自天而降，低迴在教堂前的一排榕樹枝椏間，瞬間化做綠繡眼的啼鳴，跳躍在人們的祝禱裡。

當天主教在羅厝傳教第六十一年的時候，首位台灣籍的神父涂敏正風光地返回家鄉舉行首祭典禮，在羅厝，全台灣各地神父齊聚一堂，共同慶賀這位傑出的教友。

涂敏正神父，一九零六年誕生於虔誠的天主教家庭，他的祖父就是當年自高雄聘請神父前來傳教的涂心。父親涂宰是一位眼科醫生，母親和一位大姊及二位兄弟也都是事主虔誠的教友。涂神父約莫六、七歲時，祖父涂心曾經向家人說：『如果我的後代有人當神父是多麼好啊！』幼小的涂神父一直把這話記在心裡，直到十二歲時，他才鼓起勇氣向雙親說：『我能不能當神父呢？』沒想到獲得肯定的答案。自此，涂神父的意志更加堅定。

  年紀稍長，涂神父正好有機會到羅厝教堂協助山神父做事。而山神父對他非常欣賞，有意栽培他，因此特別細心指導。據聞，山神父為了試煉他真誠，常常故意把零錢丟在地上，而他總是悉數把錢撿起還給神父，並天真的問：「是不是您的口袋破了呢？要不然地上怎麼常會有錢呢？」為此，還有些「抱怨」，耽誤了上課時間。山神父，只是報以會心一笑。不久之後，山神父就推薦他到台南傳到學校去研習。「台灣的傳道師何必讀那麼多書，只教一些道理就夠了。」他在求學期間常聽到閒言冷語，涂神父不但不以為杵，反而更加用心向學。而後，經廈門主教馬守仁介紹，進入了白水營神學院就讀，完成學業後，又轉赴香港大神學院進修，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光榮地從馬主教手中領受鐸品晉陞神父，那時涂神父只有三十歲。

    涂神父，後來曾任西螺天主堂本堂神父，但一直沒有機會回到羅厝教堂服務，對故鄉及他本人或許都是一件憾事。不過，涂神父的兄弟有位兒子自幼過繼給員林黃家，其子黃清富神父竟然巧合地在一九九一年奉派來羅厝，擔任駐堂神父至今。

　心願會在虔誠中超越時空阻隔相互傳承吧。流著涂神父血液的黃清富神父，七年來為羅厝這窮鄉僻壤延燒著一盞聖潔的光，驅散了長期深植村民心中的殖民陰影。

西梭米

    羅厝天主堂的鐘聲響起，鐘聲不知為何顫抖了起來，恍若翩翩飛舞的蝶翼，輕盈地停駐在一張泛黃的老照片上。

  一九一一年左右，西班牙籍的陳若瑟神父在羅厝成立了台灣第一支西樂隊。這俗稱西梭米的樂團，而成為台灣民間婚喪喜慶中不可或缺的主角，至今仍然浩浩蕩蕩的在街角穿梭流行著。

    陳神父當初引進西梭米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幫助傳教事業進行，另一方面在喜喪市場上也可藉由音樂傳達愉悅或哀愁之情。

    羅厝，是一個典型的農村，經濟方面較為貧困，並無力自購樂器，當初是由陳神父勞苦奔波向廈門地區勸募而得。隨即在農村中挑選了八位青年，由陳神父義務指導吹奏練習，於是，羅厝樂隊正式成立了。他們常在地方的活動中亮相演出，使得會場氣氛熱鬧非凡，因此大受歡迎，後來各地教會也受到感染，紛紛組織了自己的樂隊。一九三七年戴剛德擔任羅厝本堂神父時，更為隊員訂製隊服，在外出演奏服務時，整齊劃一的服裝，常獲得許多讚美的掌聲。相傳，這古老的隊服是一件雙面披風，紅色的，辦喜事；紫色的，辦喪事。一位老隊員邱天祚曾回憶說，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撤退後，羅厝樂隊還特地至員林街上歡迎中國兵，不過，看慣了紀律森嚴的日本軍隊，相較之下，他立刻感到心灰意冷了。邱天祚還想起教他樂器的老師「黑狗林」，頭髮抹油，穿著畢挺的西服，一副洋派模樣，卻在二二八時被人打死在水溝。

    國民政府領台後，教會樂隊也擴大作宣傳服務，搖身一變，成了商品、電影及戲劇廣告的利器。起初都是免費服務，後來開始有人會送汽水、香煙等禮品慰勞，漸漸，隨著社會的富裕，樂隊慢慢也有了價碼，在當時窮困的農村裡，這無非是頗為豐碩的外快，於是樂手成為熱門差事。不過，因為樂器不夠，再加上當時成年人白天大都要下田工作，只能利用晚上練習，體力的雙重負荷下，能夠出師的人並不多。

    台灣的農業經濟型態，逐漸為工商經濟所取代，鄉下的年輕人一窩蜂地外流到都市去，羅厝樂隊在不知不覺中解體了，早期教堂裡的老樂器也沒有人知道它們散失何方。羅厝的西梭米式微了，那一度響徹雲霄的管樂聲，已經凝凍在村民的記憶深處。

    那緩緩滴下的血，急速地滲入地底，於泥壤中翻騰流進了寧靜的死海，在燦爛陽光的照耀下，昇華成一朵朵四散漂浮的白雲，憐憫地環抱撫慰一個美麗又殘酷的星球。

(撰文/陳胤˙節選自<半線心情>當鐘聲響起)